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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中医学家吴附子治病精髓原来是这样!

归档日期:05-11       文本归类:附子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人称“吴附子”的吴佩衡,是著名的中医学家、云南四大名医之一,从医六十余年,大力倡导经方学理,强调阴阳学说为中医理论的精髓,辨证论治为临证诊疗的准则,他尊古而不泥古,毕生坚持自己的信念,始终保持着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为中医学贡献了一生。吴附子临证经验丰富,在用药方面,更是独树一帜,总结起来便是:善用峻药、推重攻邪!吴附子到底是如何用药的?且看正文!

  张景岳曾以人参、熟地、附子、大黄比喻为“药中四维”,推人参、熟地为良相,附子、大黄为良将,颇有见地。但其用药,则多重相而轻将,用药不离熟地。吴佩衡则善于用将,常用附子、大黄,起死回生,特色鲜明。他以擅用附子著称,扩大来说,他擅用以附子为代表的峻重之药,这是其一个基本风格。这有两点含义:其一,“峻”指擅用峻烈有毒的药物,如附子、大黄等;其二,“重”指剂量超重,“破格”超过常规。合而言之,即用药峻重。这两点,正是吴氏突出之处。

  “病至危笃之时,处方用药非大剂不能奏效。若病重药轻,犹兵不胜敌,不能克服……只要诊断确切,处方对证,药量充足,即能克敌制胜,转危为安。古有‘病大药大,病毒药毒’之说,故面临危重证候勿须畏惧药毒而改投以轻剂。否则杯水车薪,敷衍塞责,贻误病机则危殆难挽矣。”(《吴佩衡医案》)

  在《医药简述》中,吴佩衡对附子、干姜、肉桂、桂枝、麻黄、细辛、石膏、大黄、芒硝、黄连10 味药品的性味、功效,详予阐述,认为“此10味药品,余暂以十大主帅名之,是形容其作用之大也……据余数十年经验,如能掌握其性能,与其他药物配伍得当……不但治一般常见病效若桴鼓,并且治大多数疑难重症及顽固沉疴,亦无不应手奏效”。考十大主帅诸药,有温热之附子、干姜、肉桂、细辛;解表之麻黄、桂枝;清凉之石膏、黄连;攻下之大黄、芒硝,均为经方常用主药。

  临证善用附子、干姜、肉桂等以扶阳,每用石膏、大黄、芒硝、黄连以泻火驱邪,集寒热两类药物中之攻坚祛邪峻品,形成十分鲜明的重攻风格。

  有学者对吴氏这一点大加赞赏:“有非常之医而后可使非常之药,有非常之药而后可疗非常之病。欲救危笃于涂炭,解疾苦于倒悬者多藉峻猛之剂。在吴氏手中,姜、附、麻、桂为消冰融雪,迎万物回春之丽照;石膏、硝黄乃沃焦救焚,滋万物于枯槁之甘露。并认为四逆、承气为先后天并重之方,能起死回生应用无穷。因而诸阳之不足皆可赖姜、附、肉桂扶阳抑阴,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补少火而生气;诸热之伤阴则可求硝、黄、石膏扶阴抑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即泻壮火以免食气。

  可见阴证、阳证无论微甚,均可于十大主帅中求之。但能熟谙中药十大主帅,巧以配伍,则诸病几能迎治而勿多它求。”

  在《吴佩衡医案》总计89案中,除4案外,其余各案均投用了十大主帅之品。可以看出,十大主帅乃集寒热两类药物中之攻坚祛邪峻品,以之为主组成的麻黄剂、四逆辈及白虎、承气诸汤则是阴阳二证之猛剂。吴氏临床多藉姜附、硝黄等峻药,“灵活运用,加减化裁,东挡西杀,南征北剿,而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之效”(《医药简述》),显出大家风范。这一点与郑钦安颇为相似,后者认为,“附子、大黄,诚阴阳二症之大柱脚也”(《医理真传卷二》)。

  吴氏崇尚仲景,治病首重祛邪,赞同“毒药攻邪,是回生妙手,后人立补等法,是模棱巧术”(陈修园语)。认为祛邪即是扶正,攘外即所以安内,故所论中药十大主帅均为攻坚摧固之品。“攻之即所以补之”,乃吴氏恪守的法则。

  与重视祛邪相应,吴氏对滋补法非常谨慎。他说:“药物是纠人阴阳之偏,不似水谷之益人。若认为药物滋补可以长生,多是误人入歧途。因阴阳以平为期,《内经》所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一语道破天机。故吾为人治病,只求医得患者能食能寐即停药。盖水谷常食人多寿,参茸多食人常夭。何况求医之人,平民为多,岂能有常服参茸之经济能力?当时时以此为记,则虽医术不高亦不致害人害己。”(《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专集》)

  按:“水谷常食人多寿,参茸多食人常夭。”堪称吴氏名言。“只求医得患者能食能寐即停药”,不再予以滋补,则为其善后处理的重要原则,俱显独到之处。

  吴氏很少假借参、芪、地、归类补品,“熟地、贝母使用较少。吴老常说,过早用贝母,使痰伏于肺内,咳嗽反日久不愈”。治肝病坚持“不滋不补”,认定“疏肝理气”之立论。(《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专集》)

  危急拯救,不靠人参。吴佩衡专门撰文“人参杀人甚于盗贼”,论述慎用人参的道理:“徐灵胎曰:‘天下之害人者,杀其身未必破其家,破其家未必杀其身。先破人之家,而后杀其身者,人参也’……今有医生,入门诊视病人,不究病之当服与不当服,一见病人之精神缺乏,入手即开人参……服后反增剧或促其速亡,则人财两空……仲景一切回阳方中,如四逆汤、通脉四逆汤、干姜附子汤、白通汤,绝不加此阴柔之品,反缓姜附之功,不能回阳。凡风寒咳嗽、头疼体痛、发热恶寒、气喘痰鸣、腰腹疼痛、胸痹心痛、肿胀癃闭及一切阴盛阳衰等症,误服诸参,不但无效而反增剧。故谚云‘人参杀人无过’,良有以也。奉劝病家,切勿以人参、洋参、丽参、花旗参等奉为回阳补气之至宝,遇病服之,诚有损无益。惟病后调养,或无病常服,尚可增进健康尔。”(《中医病理学》)

  吴氏还说过一句警语:“危急拯救,不靠人参。此一句,为病家之脑后一针也。”(《伤寒与瘟疫之分辨》)

  吴氏常说:“我吴佩衡的医是铁打成的。”所谓“铁打成的”,就是“过得硬”的意思,充满自信。这并非自夸,是以其善用峻药救治疑难重证,起死回生所显示出的丰富经验和过硬工夫。(《著名中医学家吴佩衡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专集》)

  毋庸讳言,医界存在一种习俗,即拈轻怕重,处方只尚平和,讲究所谓轻灵轻清,不敢也不会投用峻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明哲保身。处方轻描淡写,避重就轻,叶天士所谓“借和平以藏拙”,甚至托名“王道”,说到底是缺乏胆识,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误人在所难免。前贤曾给予尖锐的批评。

  清·吴天士在《兰丛十戒》中就告诫:“有人不知‘王道’二字之解,但以药性和平、轻微无力者推为王道。此所谓的王道,医人可不担心,病家也无所疑畏,旁人亦无可指责,但却是病人之‘鬼道’,为医者实当痛戒……或惟恐药性与症不对,会致服之不安,招人訾责,遂将气味厚重者尽同毒草,一概删除不用……惟选极轻淡清降之百合、二冬、二母、扁豆等。初莫不谓和平无害,而不知其大害存矣。终至养瘿为患,使病轻者重,重者死,此不杀之杀深于杀也。戒之,戒之!”

  按:所谓的王道,“但以药性和平,轻微无力者推为王道”,不知“却是病人之‘鬼道’”,“此不杀之杀深于杀也”。说得何等深刻。

  《上池杂说》云:“药笼中物,何所不可用?贵当病情耳。今医工见药味平缓者,肆意增损,呼为医中王道,人亦利其无患而药就之。若稍涉性气猛利之药,则束手不敢用;稍用之人,争指为狼虎不之近。噫!工师断木,尚取斧斤之利者,于用药则取其钝而舍其利,何哉?以此知不敢用猛烈之药,皆不深脉理,不明病情者也。”

  按:“工师断木,尚取斧斤之利者,于用药则取其钝而舍其利,何哉?以此知不敢用猛烈之药,皆不深脉理,不明病情者也。”此语乃对那些避重就经,“呼为医中王道”者痛加针砭。

  清·王三尊说:“吾观今之医人,见解不透,恐瞑眩之剂用之不当,立刻取咎,姑取中平药数十种,俗号为‘果子药’,加以世法滥竽众医之中,病之浅而将退者,适凑其效,不知此病不服药亦痊。若病之深者,适足养虎贻患也。”(《医权初编》)。

  《对山医话》指出:“今医者,苦于脉理难凭,乃竟尽弃不究。惟学写医案,作门面语,论证则以活脱为能,用药惟以和平为贵,自谓胜于偏执好奇、孟浪自喜者。不知用药如用兵,贵乎神速,若迟疑不进,使邪势蔓延,必至救援不及,致危殆而后已……若和平之剂,人即知其未必效,亦取其无害而就之。岂知因循两字,误人不浅,在寻常之症,弗药亦愈;若生死关头,其可须臾耽待乎?”

  按:那些惟学“作门面语”“用药惟以和平为贵”的医者,“误人不浅,在寻常之症,弗药亦愈;若生死关头,其可须臾耽待乎”?

  即使以用药轻灵著称的温病大家丁甘仁也说过:“用药如用兵,匪势凶猛,非勇悍之将,安能立敌之?”(《丁甘仁医案》)

  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先生不仅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口号,对庸医害人也有着深刻的认识:“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今之用药者,大抵泛杂而均停,既见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

  按:所谓用药“泛杂而均停”,即指用药泛泛,只求平和;“治之不勇”,则指没有胆识,不敢使用峻药,遑论附子了。至“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正是“今之时庸医”之误人也。

  本文选自《吴附子:吴佩衡》(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张存悌、顾树华主编),由云南中医(微信号yunnanzhongyi)编校排版并推荐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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