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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阅读 医学史书籍推荐

归档日期:05-11       文本归类:诃子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历史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不断对话。在每一个研究者那里,对话会以不同的方式展开,对话的内容也大相径庭。这种对话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变动性,恰是历史学的魅力之一。如果史学可以烛照未来,那么这束光必定是来自多个光源的光线年,“美国史研究”特意给诸位送上我们精心制作的新年礼物—“年度阅读”。我们邀请了数十名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回忆他们在过去一年的阅读史,让大家全方位地理解史学研究中出现的新观念、新趋势和新方法。本篇文章属于年度阅读系列之医学史阅读推介。

  与关注管理合控制的酒精和药物主流历史不同, 本书着眼于历史上的政府如何试图用毒品刺激士兵在战场上的表现。本书广泛回顾了军人消费者使用迷幻物质(如可卡因、迷幻蘑菇和LSD等)来对抗身心压力,使自己不知疲倦,更强壮或不受疼痛影响。另外,本书还强调了迷幻物质如何作为工具在军事战争中打击敌人的力量。

  艾丽卡·瓦尔德任教于伦敦大学金斯密斯学院。她的研究兴趣主要是现代南亚,特别关注社会、医学和军事史等研究领域。

  瓦尔德关于印度殖民地医学和军事的书提供了对印度内欧洲士兵酗酒和性病问题的新评论。 本书指出了财政和健康影响着对士兵以及控制这些恶习的政策变化。作者指出政策同情士兵的性和酒精放纵的事实。这是基于这样一个概念,即欧洲军队必须适应其控制和掌管印度的需求。与此同时,军事当局也意识到这种习惯造成的广泛的纪律和健康问题。作为回应,军事管理部门支持使用不太有效的酒精,并强制规定对卖淫采取中间立场,而不是强制全面禁止。

  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运动是以保护个人、社区和社会的政治活动。如同其他无处不在的国家力量的表现形式——征税、制定政策、征兵,大规模疫苗接种引起一些人的焦虑,但也激发了一些公民的责任感和团结。这本论文集对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和不同类型政治制度下疫苗接种运动的概况进行了比较。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疫苗接种和国家认同,第二部分为国家认同、疫苗生产和国有产业,以及第三部分疫苗、个人和社会。后记中还提到了关于民族国家和个人参与者在全球根除和免疫运动中的作用。各章的核心主题包括免疫作为国家构成的一个组成部分公民能否看到他们的需求被列入公共卫生实践的程度;对第三世界国家卫生政策受发展援助捐助者影响过大的指控;以及将疫苗更多地视为有利可图的商品而不是公共卫生的基本工具的意识形态转变。

  21世纪之初,酒精中毒,跨国毒品走私和毒品成瘾构成了许多南亚国家的重要问题。生产、传播和消费兴奋物质该地区引发(并作出反应)社会动荡,并在国际上产生广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本书着眼于南亚地区毒品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历史,并分析了酒精和毒品在该地区的作用。

  本书探讨了兴奋物质变化的意义,殖民地和国家管理制度的制定和争论,经济以及消费的实践和经验之间的联系。它展现了南亚地区目前兴奋物质当前的发展影响 —从政治、文化规范和身份形成方面—以及毒品和酒精历史如何融入现代帝国和民族国家的历史—即使在将甘地视为坚定的平等主义者和积极的禁毒斗士并称为“国家之父”的国家里。 这本书主要采用历史分析,还使用现代印度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并且在更广泛的帝国和全球背景下阐释了南亚的发展。本书适合研究酒精和毒品的社会和文化史,南亚研究和全球史的学者阅读。

  杰伊·利维的工作、写作、宣传、实地调查和研究兴趣主要是讨论毒品的影响和性工作立法;女权主义,性别和酷儿理论; 减少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危害,血源性感染的政策和法律。 他曾在非洲医学和研究基金会(AMREF)、国际吸毒人群网络(INPUD)秘书处工作,担任性工作全球网络项目(NSWP)的顾问。他在剑桥大学本科毕业,且取得了剑桥大学地理系的博士学位。 他的第一部专著《性交易定罪:瑞典的教训》已经由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

  本书探讨了瑞典旨在建立一个“无毒社会”的结果,对吸毒者的生活现状,健康和福利以及瑞典吸毒的动态进行研究。 通过借鉴了丰富的经验数据,包括在瑞典进行的多年实地考察得到的大量访谈证词和对参与者的观察,这本书揭露了人们广泛相信的神话,即瑞典是一个进步的,自由的,包容的国家。与其自由主义声誉相比,瑞典已将毒品的使用定为刑事犯罪,并允许对有毒品依赖者进行强制治疗。本书认为,瑞典的法律和政策不能像预期的那样减少药物使用,相反,该法律只能让城市公共场所使用毒品的人转移。并且,与这项法律在减少毒品使用方面失败的同时,瑞典的法律和政策已经增加并加剧了可能与之相关的问题、危险和危害。由于瑞典的禁毒法率、政策和言论,在瑞典使用毒品的人在健康、暴力、虐待和社会排斥、污名化和歧视方面面临着极大的困境。

  一千多年来,阿拉伯医学在古代世界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从西方西班牙的海岸到东方的中国,印度和斯里兰卡(锡兰)。本书探讨希腊(以及印度和波斯)医学遗产对阿拉伯医学和药理学发展的影响,从药物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这是医学遗产贡献的可靠指标。着眼于阿拉伯人在中世纪地中海地区引进和交易的主要物质—包括龙涎香、樟脑、麝香、诃子、肉豆蔻,檀香和姜黄—作者展示了他们如何在古希腊—阿拉伯药理学影响下丰富已有的药物选择。此外,他们还研究了这些物质如何与中世纪新兴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和分散相关联的,如纺织品、造纸、染色和制革,以及对香料、香水、装饰品(宝石)和食物的流行趋势的追求,其中一些甚至可以在我们现代的食物篮中找到。

  汉斯·德克斯,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博士,毕业于阿姆斯特丹大学,任教于乌特勒支大学和苏里南大学。他已出版约20本书,且著有大量关于欧洲、中国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古希腊史的学术文章,有“Jew, Nomad or Pariah ”,“Studies on Hannah Arendts Choice ”(Aksant/Transactions, 2004)。

  在本书中,作者描述和分析了“鸦片问题”的历史—从17世纪至1950年,从鸦片由奢侈品,转化为大众产品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定因素(第47页)。本书共分七部分:“鸦片问题”、“英国的进攻”、“荷兰的进攻”、“法国的进攻”、“新帝国主义”、“受害者”,以及“蛇和它的尾巴的故事”。第二至第六部分包含了宝贵的“反思”部分,重申了德克斯的主张,即对东方的鸦片战争对帝国主义以及受国家赞助的葡萄牙、英国、法国,日本和美国国家的野心至关重要。本书首次从学术角度研究了几个世纪来鸦片及其衍生物的生产,贸易及其政治影响,本书还涉及众多国家(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所有东南亚国家以及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国家)。从16世纪开始,奴隶制和鸦片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剥削热带地区男女肉体和灵魂的两种手段。奴隶制在19世纪的废奴运动中消失,但鸦片生产和贸易继续蔓延,伴随着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大约在1670年,荷兰人将鸦片引进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成为当地大规模生产和销售的经济作物。中国成为19世纪的主要目标,直到1950年前后才成功地摆脱了鸦片问题。此后鸦片问题已经从“东方”转变为“西方”问题。

  本研究调查了缅甸鸦片政策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它考察了影响了帝国政权的鸦片政策决定的因素,如种族意识形态,阐明英国统治的令人信服的理由的必要性,以及缅甸在多个帝国和跨国网络中的地位。本书是对亚洲帝国/殖民地时期毒品和麻醉品日益增长的修正主义史学的最新补充。它是对缅甸的彻底研究,进一步细化我们对亚洲兴奋物质历史的复杂性和悖论的理解。

  对一些人来说,食物过敏看似吸引人注意的无病呻吟。而对另一些人,食物过敏则无异于危险的生命威胁。食物过敏与许多个人的和观念的问题紧密相连,以致于无法区分哪些是医学,哪些是传说。《他者的毒药》一书分析主宰我们与他人的互动以及我们对自己的理解的现象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线世纪的大部分时候,食物过敏被视为一种狂热的或者垃圾科学。尽管很多医生曾讨论过某些食物会引起一系列的慢性问题,从哮喘和湿疹到偏头疼和多动症,另一些人则认为过敏是心理作用。

  本书追溯了这些争论的发展轨迹及其对公共卫生政策和生产、制造以及消费食品的影响。不断增长的过敏率是否是有效的游说的结果以及建立在自我诊断和高昂的代价上的蓬勃发展的产业?或者医生们是否应当采取更为灵活的方案治疗食物过敏并且在诊断上更为谨慎?从科学、政治、经济、社会和病人中心的视角出发,本书首次深度涉猎当代社会问题的历史,阐释社会与食物、疾病、自然和医学知识的混乱的关系。

  安妮·艾曼纽·伯恩是多伦多大学达拉·拉娜公共卫生学院资深教授,2003年至2013年担任加拿大国际卫生研究院主席。她在北美,拉丁美洲,欧洲和非洲等地出版了诸多专业著作。她的著作另有:“Comrades in Health: US Health Internationalists, Abroad and at Home”(2013)。伯恩教授曾获荣誉富布莱特和扶轮奖学金等,在2014年被评为全球健康领域100强女性领导者之一。

  1921年1月,在经历了十年的血腥战争之后,墨西哥新政府发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合作伙伴来实现革命对民众的承诺。一个由美国最臭名昭着的资本财富衍生的雄心勃勃的慈善事业,以通过提供资金和专业知识应对即将到来的公共卫生危机的方式进军墨西哥。为什么洛克菲勒基金会和革命墨西哥人会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关系在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国内动荡和体制上的探索中如何持续了三十多年?超越了标准的理想化的论述以及文化帝国主义的简单论点,本书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分部和墨西哥政府之间的互动提供了细致分析,他们通过控制黄热病和钩虫病的运动共同促进公共卫生,组建了农村合作医疗单位,并对北美大学和墨西哥培训站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进行了教育。借鉴墨西哥和美国的大量档案资料,作者揭示了国际卫生合作早期历程的复杂性。

  米莉亚姆·格罗斯是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历史学院和国际和地区研究院的助理教授。

  告别瘟疫之神,通过著名的消灭血吸虫运动重新评估了卫生保健模式。 作者利用新近提供的档案记录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现实如何导致了基层反抗。尽管如此,这场运动还是取得了胜利,但并不是因为它的大规模防疫运动。相反,运动的成功来自于下放的城市医生和农村受教育青年共同开发的未经承认的治疗手段。更广泛地说,笔者重新考察了的掌权时看似反科学时代中科学与政治控制的关系,发现了“草根科学”对政权在农村地区的合法化和政党控制的重要作用。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数千亿美元用于投资旨在改善全球健康状况的计划中。鉴于这些拯救生命的运动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巨大,为什么低收入国家的数百万人仍然无法享有基本的医疗服务,卫生设施或洁净水?为什么像埃博拉这样的致命疾病能够在人群中如此迅速地传播?在全球健康史上,作者认为,全球卫生倡议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但对生活在欠发达地区的人们的整体健康影响有限,这些地区的卫生保健工作者收入低,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用品诸如一次性手套,注射器和绷带等基本缺乏,并且极少有人从社会和经济等决定性因素上致力于解决公共卫生问题。全球性的卫生运动依靠应用生物医学技术—疫苗,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和维生素A胶囊—来解决特定的健康问题,但未能致力于建立持久的基础设施以管理当地人口持续存在的健康问题。

  一个完全没有疾病的世界的梦想看起来可能是乌托邦式的。现代意义上的根除疾病一直在探索中,是指通过有针对性的公共卫生干预手段将疾病减少至零。针对黄热病,疟疾,天花和小儿麻痹症的运动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成本最高的国际公共卫生项目。迄今为止,只有根除天花一项在1980年取得成功,尽管根除小儿麻痹症和几内亚蠕虫病的运动正在进行中。那么这样的计划是否值得?确定绝对目标是否有助于将重点放在卫生领域的工作上?又或者这样的项目是否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失望?本书考察了疾病根除的历史,涵盖了从历史直到现在主要的疾病根除运动。本书以一位根除消灭主义者,Fred Lowe Soper博士(1893-1977)的生平为基础。他因强有力的公共卫生风格以及独一无二的致力于疾病根除的事业而闻名,关于疾病根除和初级卫生保健争论一直以来都十分激烈。作者则认为当下这两种方法是可以互补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

  在一项跨越二十世纪的作品中,作者提出了一个几乎没有被讨论过的观点,即为了获得良好的医疗保健,人们必须学会购买。本书探索了消费经济和美国医药行业几乎在同时兴起的结果。追溯医疗行业广告,市场营销和公共关系的强劲发展以及我们现在认为的“医疗保健”这个广阔的领域,作者考虑了做一个“好”患者意味着什么。正如她所表明的,医学和消费文化共同进化的历史告诉我们很多目前美国在医疗保健方面的困境。了解购物模式的起源,为什么它在医学界长期受到抵制以及为什么它在20世纪后期终于取得胜利,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些显著的的变化似乎正在赋予患者权力,但作为今天的病人,仍有许多美国人对这种状态感到不满和困惑。

  30多年来,对“零号病人”(通常指首个感染某种流行病的病例)的搜寻一直是媒体报道重要传染病爆发的关键因素。然而,这个词在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流行之前并不存在。这一理念是如何迅速抓住科学界、媒体与大众的神经的?《零号病人与艾滋病流行的形成》分析了大量档案资料和采访,表明这种看似新颖的观念实际是由一种持续数世纪的理念演化而来,即对传染病和社会失序的恐慌。

  麦凯向我们详细描述了盖坦·杜加斯的案例,他是男同性恋,1980年被诊断为皮肤癌,在艾滋病蔓延形势下具有了大不相同的意义。当他被错误地认定为北美艾滋病爆发的零号病人后,他死后成为千夫所指。麦凯描述了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者如何在初现端倪的健康危机的早期研究中不经意地创造了这个术语。一个雄心勃勃的记者如何在重建全国关于艾滋病的讨论的决心中夸大了这一理念。以及,有多少个体在“零号病人”这个理念中反复挣扎—接纳、挑战与重新定义其重要的含义。在这一疾病流行的前15年中,他们试图理解并做出回应。《零号病人》中,书写了我们相互联系的这个时代的重要洞见,理清了个人与群体在面对新的疾病威胁时创造意义与分配责任的复杂过程。麦凯出色地为我们纠正了历史中的错误观念。

  卡西·盖尔,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历史学副教授,另著有《克诺索斯与现代主义的先知》(Knossos and the Prophets of Modernism)。

  我们应该如何衡量对人类自身的科学研究的成本与获益?为了更多人能生活得更好而让一小群人遭受痛苦是否是正确的?是否有人是真正至高无上的,无需为这种问题绞尽脑汁?

  这些是几十年来一直折磨着科学家、医生和伦理学家的问题,在《痛苦、愉悦与更高利益》中,卡西·盖尔讲述了历史上人们处理这一问题的扣人心弦的故事。如今,未经允许就可直接用某人来做医学试验这种想法让人恐惧。不过,如盖尔所示,这代表着一种相对近期的态度转变:在超过2个世纪的时间里,从18世纪功利主义诞生以来,更高利益的学说一直占据上风。人们认为,如果一位研究者相信他的工作将造福人类,那么对不知情或被监禁的客体带来疼痛甚至死亡在伦理上是可以接受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的医学试验暴行被揭露后,公众与医学界的观点才开始发生变化,这种转变在1974年的《国家试验法》中达到高潮,该法案授予被试验者知情权。盖尔表示功利主义建立在人类只被痛苦和愉悦驱动的观点基础上,他提出警告,认为这种更高利益的想法如今又有卷土重来之势,我们有着忘记历史教训的危险。

  多梅尼科·伯托洛尼·梅利,印地安那大学伯明顿分校科学与医学的历史哲学教授。

  自16世纪中叶以来,可视化解剖图书一直是医学实践与研究的重要部分。然而,病理结构的视觉再现遵循了与解剖学迥然不同的模式,这种模式我们现在才开始考察与理解。在《可视化的疾病》中,多梅尼科·伯托洛尼·梅利探索了这一领域的关键问题,以具有吸引力而引人思考的图像为基础,开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伯托洛尼·梅利的研究以文艺复兴为起点,广泛而深入研究了疾病早期研究与呈现的参与者,不仅包括解剖学家、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和病理学家等医学界人士,也包括制图者和雕工。实践证明,病理学准备物是难以保存和呈现的,正如伯托洛尼·梅利向我们展示的文艺复兴到19世纪中叶的大量不同案例,我们从中了解到疾病知识、医学人士与艺术家的交流,以及标本保存和呈现技术的变化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将图解慢慢带入医学世界中。

  詹姆斯·韦伯是科尔比学院历史学教授。他著有《沙漠前沿:西部萨赫勒的生态和经济变化》(1600-1850), 和《热带先驱:斯里兰卡高地的人类机构和生态变化》(1800-1900),他是《生态学与历史》系列的创始编辑。

  人类的负担提供了疟疾史的全景概览。它追踪分析了从热带非洲到欧亚大陆的疟疾状况,它在哥伦布交换早期的几年里转移到美洲,并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从中纬度向热带地区退缩。通过对历史模式和过程的广泛比较,它综合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并将这些理解叙述成文,从最早的证据中发现,发端于热带非洲的疟疾感染至今。他的写作风格浅显易懂,它认为基因突变、饮食、生活方式、移徙、战争、姑息和治疗值得被重视, 以及努力中断疟疾在全球分布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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